针对群众反映的“上学贵”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记者讲了这番见解: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上学花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市场时代形势已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成家庭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他说，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是造成“上学贵”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华社3月6日电)。
显然，这是公然为教育高收费辩护。其实，“上不起就少上几年”的理论幽灵早就在民间游荡，不过，这种话一直是从一些高收费学校的校长嘴里“吐”出来的，这种站在自身利益立场的辩护虽不合理但还是可以理解的——没想到承担着公益责任的教育部门，也拿“逛市场买东西”论为“上学贵”辩护，让人大跌眼镜。我想问的是:教育如果像“买衣服”一样的话，还要你教育部干什么？
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单独设立一个教育部，而不设立什么衣服部、馒头部、茶杯部、椅子部、空调部什么的？这基于教育事业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教育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人才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动力；教育又与社会公平密切相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底线的公平。特殊性在于，教育承载着公益职能，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纯粹依赖市场调节只会导致“有钱人上得起学、穷人读不起书”的教育不公现象，所以需要政府主导来调节公平。教育部就是基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专门设立的部门。
所以成立教育部，正因为教育事业不像“逛商场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是市场调节的领域，穿不起新衣服就穿旧衣服，买不起“鳄鱼”就买“冒牌鳄鱼”。可读不起书或少读几年书，这关系到一个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关系到一个家庭在这一代能不能摆脱贫穷。因此需要一个专门的公共部门，来保证教育收费维持在一个绝大多数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上，不让经济能力成为受教育的鸿沟，这是教育部存在合法性的本体承诺。拿“买衣服”为“上学贵”辩护，显然是教育部门对本体承诺的一种曲解。
我看到过许多国家的教育部门，他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年轻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鼓励年轻人突破自我进入更高的层次更好的学校深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上哈佛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可我们的教育部门竟然对年轻人说:要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要有自知之明……
前段时间教育部门一直在声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对教育产业化要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可今天把教育类比成“逛商场买衣服”不正是教育产业化理念吗？要知道，教育产业化的本质就是“谁有钱谁上学”。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呢？
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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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络上有些人出于哈日或者是恐日的心态，总喜欢把二战时日本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夸大其词，有意无意地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猎人向来对此很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分渲染二战时的日军的战斗力，从很多史实来，二战时的日军从整体来讲应该列入二流比较恰当。
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战绩有胜之不武的嫌疑
说来的确很惭愧，二战时期，日军最辉煌的战绩大部分都是和中国军队的交手中取得的。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四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在中国战场总共进行了28次军以上会战，从总体来说，中国军队的确是溃不成军，丢掉了中东部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分析日军的上述战绩的时候，必须把当时中国的特殊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国共两党的矛盾，从皖南事件和黄桥会战等事例来看，由于国内政治矛盾，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是根本无法完全集中国力与日本作战；又比如蒋介石对地方军阀的实际控制力，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像韩复榘事件等很能说明当时中国国内各地方派系的各自为政而导致的军纪涣散。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因为国内的各种政治矛盾，始终只能动员部分国力与日本作战，日军的胜利应该打点折扣。
我说日军的战绩胜之不武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起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日本在和中国作战时占尽各种客观优势。日本对战争的准备工作详细而周密，仗一开打就在北京城边，而淞沪会战尚未开战前，日本已在上海占据租界多年并长驻有精锐的海军陆战队，使得日军在进攻上海时无需进行危险的登陆作战。假使中日再战中国军队可以直接从东京城边发起进攻，战争的胜负将不言自明。另外日军在战争中控制着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极大地增大日军的机动能力，使日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选择登陆点，切断中国的海外补给线。战争期间，中国完全放弃了沿海地带的城市也并不完全是不能守，实在是因为不可守。
实际上，日军在战争中的优势也只是相对的，主要是在战争的初期。到了战争后期，这种优势已经被大大地缩小了。像1944年衡阳会战、1945年雪峰山会战日军均是以优势兵力参战而陷入僵持局面。此前中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不如日本，主要还是因为部队的装备水平和训练程度，而不是某些哈日痞子说的“种族差异”，按照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评价就是“华军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击败日军亦非难事”。
日本海军在战争初期和后期的战斗力差异巨大
日本在二战时期并没有设立单独的空军，而是分别配属于陆海军。从整体表现来看，海军的表现略好于陆军。
日本海军强主要还是强在战争初期，它的那些战绩当然跟它惯用的偷袭战术有关，其次就是由于日本军队在二战初期奉行的精兵战略，再加上它的武士传统，一批职业军人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战斗力的确惊人，像友永丈市、渊田美津雄等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完全算得上二战时的王牌飞行员。但是随着战争的损耗，当军队中的那批“精英”逐渐凋零，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弱点还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暴露无遗。
中国有关军史研究者们一直忽略日本在二战后期的惨败，只注意追捧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所谓“大捷”，所以往往给一些不是很了解历史的国民造成一种日军战无不胜的假象。其实日本军队（包括海军）在二战后期的无能是很惊人的，即便用耻辱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我在查阅有关二战后期日海军的战史资料时，常有一些惊人发现，日海军各级指挥官的低能和部队整体素质的低下也是决不亚于中国清末的北洋水师。比如 1944 年的菲律宾海战，中国的军史专家们基本上把日军的失败归咎于日军舰队司令栗田的判断失误和日军的“运气”。其实日军整体的惊人无能才是日军战败的根本原因。以下有几个数据很说明问题，在整个菲律宾海战期间，日本的六万三千吨级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这种吨位世界上仅有两艘）的460毫米主炮总共发射了 129发，无一命中；另一艘大和级战列舰武藏号居然一炮未发就被美军击沉！重巡洋舰利根号主炮在战役期间一共发射408发，命中率为1.7%；整个战役期间日本海军的平均射击成绩为：三万米内为3%，两万六千米内为5%。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日军在二战期所造的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64800吨）居然在没有任何舰只的护卫下就出海巡航，结果被美国潜艇射水鱼号轻易偷袭得手，从下水到被击沉不过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发射过一颗炮弹，没有起飞过一架飞机，成为世界海战史上的一大耻辱记录。这样的愚蠢和无能即便是晚清的北洋舰队也只能自愧不如。
日本陆军的优点和缺点
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战绩就更加乏善可陈，除了欺负更弱小的中国陆军和讹诈那个软弱的英国人帕西瓦尔以外，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有几个例子可以估算日本陆军的战斗力，一是诺门坎会战中日本的精锐部队23师团在苏联军队面前的完败，据日本防卫厅战后公布的资料披露：“根据该师团（即第23师团）军医部的调查，该师团在6月20日至9月15日，在参战总人数15975名中间，损失了12220名，其中战死4786名，受伤5455名，失踪63 9名，患病1340名。这就是说，伤亡率已达到80%。”“另外，第6军的大炮（野炮级以上的火炮）在8月攻势中被毁28门，自己炸毁20 门，损失率竟达72%。”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日本陆军和苏联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与德国陆军的差距应该更大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美军在太平洋进行的一系列跳岛作战，在这一系列战役中，美军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胜利，尽管日军进行了惊人的顽抗，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美军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却实现了所有的战役目的。我查了一下资料，在这些战役中，美日两军的伤亡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1：2到1：3之间，这个比例比较接近韩战时中国军队和美军的伤亡比例。考虑到越岛登陆作战中防守一方所具有天然优势和日军相对于志愿军的海空军优势，我个人认为二战时期日本陆战部队的战力并不是像哈日派吹嘘得那样强，某些方面应该还在志愿军之下，当然也比不上美军。
日陆军的优点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这一点的确很值得我们敬佩，二战时期从整体来说，日本军队的作风应该是最顽强的，几乎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都“玉碎”到底了，没有成建制投降的部队。二就是日军普通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擅长近战和夜战，在越岛作战中，美国人最怕的就是日军的夜袭（这一点和中国军队很像），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执行上级命令异常坚决。
日本陆军的弱点其实也是东方国家陆军的一些通病：不注意战场上各兵种的火力协同作战，对坦克和装甲部队的运用远比不上西方军队。中高级军官反而素质很差，思想僵化，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菲律宾战役期间，日军坦克第三旅团长重见伊三雄少将在美军的打击下屡战屡败，惊慌失措，竟然自作主张把坦克埋进土坑里作为固定炮台使用，结果当然被美军飞机非常“舒服”地一一炸毁，重见少将本人也在乘坐指挥车逃跑时被连车带人一炮打飞。这也算是二战史上一大笑料。
日本的这些弱点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很大关系，如果再来一场战争，日本还是会犯这些毛病。
所以我认为中国要重视日本，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必要怕它，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又有强大的核武库，只要自己国内政治清明，国民团结一致，应该是日本怕我们才是。
日本败于美、苏军队的原因是日军是一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模式作战的军队，而其对手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模式作战的军队。
在陆军方面，日本没有装备大量坦克，更没有组建高速机动能力的独立坦克、机械化兵团，其坦克师团主要还是配合步兵作战，根本没有接受持续、大纵深快速打击的新军事观念。日本的基础作战分队的指挥官、士官和士兵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军事素养，但大多数中、高级军官指挥能力很差。再加上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军内派性纠纷，使部分优秀的军官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提升和重用。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除了少数高级军官外，大多数战地指挥官都愚蠢透顶，只会让部队以徒劳的冲击被美军强大的火力“玉碎”。在中国战场上，日本陆军几乎没有意识到应该利用自己机械化部队的优势，组织过一次快速大纵深的连续奔袭，而是顽固地追求旅顺会战模式的决战，使国民党军队一次次获得喘息，并逐渐后退至山地，建立其稳定的抵抗布局，同时，也以空间换取了时间，拉大了日本陆军的后勤补给线。在 1943年日本空军丧失了绝对制空权后，如果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决心再坚决些，国***队在敌后的合作还保持抗战初期的态势，日本陆军将会在局部战场上面临一次次被切断后勤补给线及正面攻击的威胁，恐怕早就会遭受重创。
在海军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一直没有放弃战列舰决战思想，在偷袭珍珠港后，没有集中力量发展航空母舰，而是继续建造大型战列舰，并象陆军一样渴望进行对马海峡海战那样的会战。日本海军在成功地袭击了珍珠港时，竟然没有在美军已经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发动对美油料仓库和修理基地的攻击-----这些设施被摧毁将迫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将基地后撤，短时间内无法对日本进行有效的反击----更没有利用配置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联合舰队机动、持续攻击美军海上力量，力求能诱歼其太平洋舰队的残余战舰，至少延缓美海军的反攻。
在总体战略上，日本人更是愚蠢透了，其与德、意接成的轴心国关系，结果那两个伙伴根本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支援日本，也没有其他资源能支持日本，只是牵连日本与在亚洲保持强大军事力量并控制日本能源、工业原料的美国、英国和苏联形成敌对关系。在对华战争中，日本在已经获得满蒙控制权和华北影响力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战争，迫使中国人不得不以全民战争回应其侵略，日本从而最终失去了原本获得的利益(欧美本来并没有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将这些利益归还中国)。做一个大胆假设，如果日本当时站在英美一边，其联合舰队是对德意作战，那美国还会逼迫日本从中国撤军。
历史回放（3月13日）：
1988年3月13日，四川省石棉县中学初中学生赖宁，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林，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14岁。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作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称号。
故事到2004发生了大的逆转。从04年1月1日起，《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关于“遇到坏人坏事到底该不该做斗争”的讨论也开始了。讨论的结果九成以上的家长反对小学生”见义勇为”。全国各地相继出台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也陆续取消了“遇到坏人坏事敢于斗争”的内容。
全国各地很多学校的教室里、走廊边陆续撤下了英雄少年赖宁的画像，理由很简单，不想鼓励现在的孩子去学习赖宁，因为“在面临山火这样的灾难时，孩子首先应该是成年人施救的对象，而不应该让他们承担他们本来无力也不应该承担的重责。”
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为着讨论见义勇为的对与错，只为着不忘却这样一个曾经伴随着80年代人的读书生涯一起长大的名字，有理由认真追究“当初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墙上？现在，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的，他的照片被摘下？”
赖宁活到今天也有三十二岁了，也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了吧？不知道现在的他会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去抢救国家财产奋不顾身，他要是在天有灵会觉得后悔么？
今天，我们儿时榜样的忌日，愿有更多人记得这一天。我们对不起他。
耆英(1790—1858)，满族，爱新觉罗氏，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 “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因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江朝宗（1861-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民国时改字澄，道号大中，斋名四勿轩。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旌德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埠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 江朝宗早年家贫弃学，入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之麻埠继勋典铺习商。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台湾投刘（当时刘督办台湾军务）参与抗击法军。刘部克复基隆后，江被升任海军管带。次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后，江返内地办理江南等地赈务。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出关，负责前敌饷械及侦探敌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江负责处理直隶、山东沿海地区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纠纷案件。光绪三十一年，江留办京畿冬防，协同守卫皇宫禁地，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奏，以知府留于直隶委用。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 1917年，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黎召"辫帅"张勋入京调停。张率兵入京，逼黎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时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于是江朝宗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国务总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命令解散国会。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6月24日，江宣告卸任。后被段祺瑞作命为将军府"迪威"将军。1921年，江朝宗保荐许世英为安徽省省长，自己则以"太上省长"自居。此后，江虽失掌军政大权，却以前清遗老、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自命。“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由于他是在日本投降前病死的，所以还举行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葬礼。
郑孝胥（1860～1938）近代诗人，书法家。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 (1911)，为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
齐燮元（1879年一1946年），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光绪年间秀才，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年间，所率部队屡战屡败，然而职务却由旅长累升为副司令。1937年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年被南京汪伪政府任命为 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陆宗舆（１８７６—１９４１）字润生。浙江海宁人。１８９９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１９０２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１９０６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１９０７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１９０９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１９１０年１０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１９１３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１２月被任为驻日公使。１９１５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６月８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１９１７年８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９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６月，被罢免。１９２５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１９４０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１９４１年６月１日病死于北平。
褚民谊（1884-1946）著名业余昆曲家、国民党元老、日伪汉奸。原名明遗，字重行，别署乐天居士。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径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返沪，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12年5月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总务长。9月再度赴欧。 1915年春回沪倒袁，9月三度赴欧。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年底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7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1928年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32年1月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褚任院秘书长。1937年上海沦陷前，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未西撤。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12月任驻日“大使”，1941年10月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在协会内设戏曲组，由溥侗指导拍曲和彩唱。1942年褚曾任访日特使，日本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1945年10月 14日在广州被军统局诱捕，1946年8月23日以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被枪决。终年62岁。
张景惠，字叙五，187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八角台一个农民家庭。张景惠青年时代，跟随其父卖豆腐为生。他善于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博场上。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在东北陷于瘫痪状态，各地草泽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张景惠也拉起大排，由商务会长出面，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大，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张景惠拥护张作霖做自卫团的首领，自己情愿当副手，从此张景惠对张作霖言听计从。1902年，张作霖决定投奔清廷，张景惠等人随之。初任哨官，1903年提升为帮带，成为一名正式清朝军官。 1906年，张作霖任后路巡防营统领，张景惠也随之升为管带。1910年，张作霖指示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以现任管带身分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并让张景惠随时将奉天军政动态报告张作霖。民国初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张景惠任该团长。1917年，汤玉麟因张作霖重用王永江而与张作霖交恶时，张景惠最终站在张作霖一边，升任第53旅旅长。1918年2月，张景惠率53旅劫持了直系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火，先后增编7个混成旅，张作霖提升他为暂编奉军第1师师长，随后被任命为奉军前敌湘西司令。同年8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4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又发表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陆军16师师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吴俊升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张景惠回来先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1926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 年6月4日，随张作霖返奉，身受重伤。 1928年底，张学良任用他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 “九·一八”事变，公开投敌，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伪军政部总长、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等职，成为日本的最忠实走狗。“八·一五”光复，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死于战犯管理所。终年86岁。
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任职。“七七”事变后，叛国投敌，曾任华北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1940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曾设宴欢送，并呈递感谢状。王逆在致欢送词中称赞其功高勋著，此次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国人对他这种明目张胆，认贼作父的丑行，无不切齿痛恨。1940年10月，王逆应邀去日本访问，他参拜了靖国神社，还叩谒了天皇。归国后曾写诗抒感明志，其中一首诗称：“八紘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诗的开头即对日本军阀征服世界的迷梦加以由衷的赞颂，接着表露了对被接见的感戴心情，奴颜媚骨溢于言表。最后自称“外臣”，简直是“纳表称臣”，申明了甘心作奴才到底的心志。此外，王逆还多次主持了“治安强化运动”，派遣伪军深入华北农村，破坏生产，屠杀抗日军民，更是其罪当诛。 王逆被捕后即起诉，由冀高法院刑二庭长何承焯主审。王逆自知罪行重大，于是大耍花招，每次侦讯时都装聋作哑。1947年秋，王逆委托律师刘煌等，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声明。声明承认附逆降敌，有罪于国，同时却反戈一击，声称刑二庭长何承焯曾在伪司法总署任职，是一小汉奸。称“以小汉奸高踞堂上审大汉奸，将何以杜悠悠之口”。消息传出，九城轰动。南京司法部只得撤消何承焯职务，另委派吴盛涵为刑二庭长，重新审理王揖唐汉奸案。 在以后的侦讯中，王逆仍装病，对法庭询问，哼哼哈哈，不作明确回答。如法庭命令他解释访日诗时，他推称这是文人游戏之笔墨，无深大义。1948年秋，王逆终被处决，身中数弹而亡。
臧式毅，字奉久，1885年出生于奉天城南三道岗子村。早年追随孙烈臣。1924年6月，臧式毅奉张作霖之命调回沈阳，接替张学良的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职。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遇炸身亡之后，臧式毅与刘尚清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封锁大帅去世消息，并且秘密派人告之张学良。由于臧式毅等人的妥善处理，缓和了当时局面，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受到张的赏识。东北易帜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1930年，臧式毅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在治理东北财政金融方面颇有建树。任职期间清政廉洁，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后张学良出钱为他购置了一套房子。在省长任职期间，他参与组织领导“奉天通志”的编撰工作。 “九·一八”事变时，臧式毅被日本关东军扣押，软禁3个月后，他不遵母命，投降日本，任伪奉天省长，其母投缳自杀，以身殉国。臧式毅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伪满州国建立后，他担任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1934年任伪民政大臣， 1935年5月任伪参议府议长、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1941年10月28日，他以伪满州国全权代表身分飞往南京，与南京汪伪政权签订所谓《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在伪满的“新京”，日本人派特务暗中监视他，臧式毅感觉苦闷，以鸦片烟自醉。1945年，伪满政府垮台后，臧等人举行“重臣会议”，梦想成立“维持会”，以地方政权实体的资格与苏军谈判。8月30日苏军逮捕了臧式毅，押在苏联远东监狱，后引渡回国。1956年11月13日，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殷汝耕（１８８５—１９４７）汉奸。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早年在军阀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１９２７年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名义，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日本帝国的指使下，制造冀东事变，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１９４７年枪决。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的建筑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支离破碎，故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入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这天清晨，礼堂挤得满满的，没有热烈高兴的气氛，全场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开始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可今天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他讲话的大意为： （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2）历史上决元百年不和之战(3)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都没有，日本也并没有象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是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汪政府的成立颇为凄凉。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正副长官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 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石友三（1891-1940）吉林省长春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靠给地主家赶大车维生。石友三早年入伍当兵，后在冯玉祥手下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 1926年3月,冯玉祥离包头赴苏联考察,石友三在晋军的拉拢下投靠了晋军,编为十四师,仍驻包头。同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石友三因背叛冯玉祥投靠晋军,害怕得到报复,乘车前往五原赔罪,一见冯玉祥扑身跪在地上大哭起来,冯玉祥说:“过去的事,一概不谈,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10月8日,国民军联军总部迁至包头,石友三脱离晋军编入国民军联军。11月24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撤离包头赴陕西,石友三为援陕第五路总指挥,但石友三迟迟不动，直到奉军万福麟部逼近包头,他才率部离包。 石友三曾当过安徽省主席、四方面军总司令、十三路军总指挥等，他一生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三次背叛冯玉祥,二次背叛蒋介石,1932年又曾投降日军,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次年,又被国民党军收编。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一八一师师长、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总司令。一度还与八路军联合,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但仍脚踏两只船。 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1940年石友三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协议,公开投敌。12 月1日蒋介石命高树勋部在河南濮阳将石友三诱捕,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背到黄河边活埋了,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张敬尧（1881-1933）北洋皖系军阀。字勋臣。安徽霍丘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历任北洋军官第三混成旅旅长、江西南昌镇守使、第七师师长。为皖系军阀首领之一。1917年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督办，旋调任察哈尔都统。次年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因统治残暴，湖南人民曾展开驱张运动。1920年被迫退出湖南。先后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任司令、军长等职。1933年与日寇勾结，在北平（今北京）遇刺身死。
李守信，字子忠，蒙古族，1892年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青年时即加入热河省地方武装，曾任营长、团长，同时又以“信”字为号聚匪为害地方，成为热河地区恶名昭彰的匪首。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李守信率部投敌。先后任“热河游击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在日军的驱使下进犯察哈尔地区，与抗日武装作战。1936年5月，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1938年，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随德王赴重庆晋谒蒋介石，被任命为“第10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 年，获人民政府特赦，被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任馆员。1970年5月，在呼和浩特病故。终年78岁。
伪满洲治安部大臣于身澄不是皇军胜似皇军
丁默村 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此前，汉奸丁默村、李士群即在日本指使下建立了特工组织，机构设在上海大西路76号。后因此处活动不便，又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7 6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9月5日，在汪伪“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务会下设“特总部”，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
李士群 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 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内蒙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1937年10月27日，内蒙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 自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经日本关东军指定，云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任副主席。由于云王称病，德王总揽了该政权的一切事务。蒙古大会还通过了伪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该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市、包头市为统治区域”；”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定都于归绥市。该伪政府下设政务院，德王兼任院长。
川岛芳子，号诚之，又名金璧辉，是驰名的国际女间谍，其父是逊清肃亲王，1915年生于日本，母为日本人。三岁时丧父，经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故取名川岛芳子。川岛浪速之妻与日本皇后系属同宗，因此，芳子亦跻身于贵族，凡日本的军政各界要人，如近卫文
